（散文）
吴言
一
如果早来一年，我会在这个叫羊角塘的小村子见到他。
低矮的山，清澈的水，郁郁葱葱的树，包括那些我印象中熟悉的湘西南农村建筑风貌，一应俱全。
唯独没看到他。
他去部队那年，羊角塘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他穿着那双大脚趾头露在外头的解放鞋，憨憨笑着，腼腆而快乐。胸前那朵大红花，将一张黝黑粗砺的脸映得通红。在这个盛产鞭炮的小山村，乡亲们欢送他的方式，除了敲锣打鼓，就是把挂鞭一直放到了八公里外的镇上。
二
他的军旅生涯从列兵开始，从团长结束。转业回来，他分配到永州市纪委。开始时是副县级，后来是正处。
不管怎么样，他是羊角塘人眼里的“大官”。而且还是很多“大官”都怕的那种“大官”。不至于一呼百应，但至少可以和羊角塘所在的祁阳县主要领导，甚至是党政的一把手推杯换盏平起平坐。
于是羊角塘的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跟着这个叫王海洋的人沾点光。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羊角塘不算大，七弯八拐都可以和王家扯上点亲戚关系。
在当下，这种想法其实很淳朴。只是，王海洋令他们失望了。他们失望的原因是王海洋“太想自己往上爬”，连他自己的亲妹妹亲弟弟都没帮。
他妹妹那件事是一件小事。她和几个人在镇上开了一个加油站，必须按规定完成某些手续，然后再通过有关部门检测才可以开业。手续好办，但检测没通过，加油站这个东西，谁也不敢开玩笑，对方要求她整改，她不愿意，花钱不说，还要花时间，她开这个加油站，除了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借了外债，时间和经济都不允许她耗下去，于是她直接搬出了自己的哥哥。“王海洋，专门查大案要案的，市纪委的常委”。
事实上如果王海洋当时去打个招呼，然后让妹妹“象征性”地整改一下，对方也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王海洋没去打那个招呼，一直到王海洋去世，这个加油站都处于“整改”阶段。
关于他弟弟，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弟弟比他小两岁，也是快奔五的人，没老婆。
没老婆的原因是他的智商到现在仍旧停留在六、七岁之间。
这么一说就是大事，谁愿意嫁给一个40多岁的智障人？但是还真有人愿意。
王海洋也替弟弟高兴，据说相亲那天还专门为弟弟买了一套行头，帮弟弟刮胡子，理发，从头到脚弄得焕然一新。他当时没想其他，弟弟能讨个老婆，能过正常人过的日子，那是再好不过了。
他压根儿没想到对方是冲着他才答应嫁给自己弟弟的。
那个和他弟弟谈婚论嫁的女人，是一个40来岁的农村妇女，独自带着一个女儿生活，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在即，唯一的要求就是她嫁过来后，王海洋帮她女儿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好像是交易，但是又合乎情理。
一个好手好脚的女人，年龄也适中，凭什么嫁给一个吃饭不晓得放碗的人？甚至可以这么说，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她不会做出这这种牺牲。
王海洋选择了让弟弟打一辈子光棍。
他原本可以做到让弟弟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一个大学毕业生，又不是一定指名道姓地非要进市政府机关，只是想通过他的影响，安排一份固定的职业，哪怕就是在一个乡镇当邮递员，到园林处当工人都可以，这，对一个地级市的监察局副局长来说，真的就那么难吗？
羊角塘镇的镇长是个小伙子，留个板寸，一看就很有活力，他说他当正科也不是这两天的事，在羊角塘镇政府也呆了三年多，但是直到王海洋去世，也没和他近距离接触过，更不要说像和我们一样，“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王海洋在市里担任要职后，基本不会回羊角塘了，但是他摇头，说王海洋至少每个月要回来一趟。
王海洋要回来给他弟弟送生活费，每个月四百元，雷打不动。不会叫人捎带，都是亲自交到弟弟手里。告诉他这四百元该买些什么，去哪家店里买，大到米面油，小到擦屁股的草纸。
我在村里问到这么一个细节，当年，他弟弟相亲，他亲自用小剪刀，为弟弟剪去露出鼻孔的鼻毛。后来女方绝尘而去，弟弟怪他，用双手大力摇晃着他的双肩，一个劲地嚷着“我要婆娘，我要婆娘！”王海洋一脸愧疚，任由弟弟发泄完毕，然后转过头默默地擦泪。
王海洋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但是打小他就和这个弟弟特别亲，七、八岁上山放牛，他右手牵着牛绳子，左手攥着傻弟弟。
三
2010年4月14日凌晨，王海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他爱人在医院上夜班，女儿在外求学，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发病临走那一刻经历了多大的苦痛，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他死于心源性心脏病，猝死。爱人早晨从医院坐公交车回来，王海洋盖着部队里带回来的那床行军被，如往常般躺在沙发上，但已是双目紧闭，全身冰凉。
我专门去网上查过这种病，也向一些专家请教，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个：过度疲劳和精神高度紧张，是诱发猝死的主要原因。
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工作。
之前我很羡慕在纪委工作的人，就像羊角塘那些人一样，觉得他们是干部都怕的干部，很牛逼。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纪委的人，也就一普通干部。起因是我一个朋友要找交通局某个领导办事，正常程序不违背啥原则，但那个局长老是推三阻四，后来我就对纪委这个人说了，他当即掏出手机，给那个局长打电话，说自己是纪委的“某某”，三言两语就挂了电话，之后对我们说，去吧，局长在办公室等我们。当时我和朋友都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等我们去交通局以后，不但该盖的章已经盖了，笑容可掬的局长还亲自给我们泡茶。那时候，我和我朋友简直把纪委这个人当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仙。
但是当我走近王海洋，走进他和他的同事，我就为自己当初的无知而羞愧。
唐元，永州市纪委监督检查室主任，是一个漂亮的女干部，退伍军人。曾多次和王海洋一起办案，在采访王海洋的事迹时，她很少提到自己，总是说“海洋常委如何如何，某某同志又如何如何”。很健谈，也很谦虚。还是永州市纪委另一位常委乔晋平公平，主动讲起关于她的一个细节。
说唐元当时在一个双规点办案，时间很长了，大家都很想她。恰逢乔常委和单位几个同事顺道经过那个地方，就说咱们看看这丫头吧，于是就打电话约好了地点，可是等唐元都到了他们中间，几个人愣是没把她认出来，“那个穿着打扮啊，包括她那张脸啊，就和当地村妇没什么两样。”讲到这里的时候，唐元显得很不好意思，低头。我认真打量她那张脸，很端庄，也很漂亮。但就是这张美丽的脸，整整两个多月，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每天24小时陪伴着双规对象，当案件水落石出，她却已变得面目全非。
这个社会，有哪个女人不爱美？
采访中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令我感慨。
这句话是“规了别人，也规了自己。”
王海洋规了多少人，又多少次被别人“规”？被他亲自送进监狱的处级以上干部，就达53名之多。长期面对这些高素质贪官，不管是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智慧与谋略，都必须在对方之上。这些人，法律他们懂，反侦察能力也不在话下，哪一次把他们拿下时，办案人员的眼里没有布满血丝？
就像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胜利的一方在对方倒地时，自己往往也是达到身心俱疲的极限，就如那句名言：战场上，只有死者才能看到胜利。
不能回家，不能告知自己在哪里，更不能向亲人透露和案情有关的片言只语。这与其说是一种远离烟火的孤独，毋宁说是一种心灵的炼狱。
上案子，双规，谈话，斗智斗勇，抗干扰，说起轻巧简单，真做起来，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和沉重。
还有一点最重要，那就是犯罪分子往往会狗急跳墙。
就在王海洋去世前两个月，离兔年除夕不到十天，他在浮桥河边散步时，就被三名不明身份的歹徒拿着明晃晃砍刀狂追，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一路喊叫，一路向河堤滚了下去。那天他很狼狈，浑身是泥回到家里，面对着泪流满面的妻子，依然拍着胸脯：要是我当团长的时候，看我不把他们……可不知，他的声音里夹着恐惧，而且已经嘶哑。这嘶哑还一连嘶哑了大好些天。或许，要真不是仗着行伍出身，他恐怕当时就要倒在河堤上。在和永州纪委的一线办案人员座谈时，其中一位干部这么说：我每次上街都要特别警惕，保不准就会从哪个地方冒出个砖头石块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那么无助。
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办案补贴，每个月仅仅60元。
四
这个春天，我是随一个剧组到羊角塘的，领队的人叫黄河，曾执导过《我是花下肥泥巴》、《铁血高原》等。
低矮的山，清澈的水，郁郁葱葱的树。
站在王海洋老家的小院里，我仿佛看见胸前系着大红花的王海洋，踩着厚厚的积雪，憨憨地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知道这是一个长期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所产生的幻觉，但是我不敢眨眼睛，我很怕眨眼的瞬间，他和我的泪一起滴落不见。
我还见到了他那个智障弟弟。他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但是当本地一个干部告诉他，我们是为他哥哥王海洋而来时，他那两只深陷的眼眶，就再没干过。
就那么流着泪，告诉我们，院里那口井，是他哥哥打的。
就那么流着泪，从侧门进屋，然后用长满老茧的手，颤抖着将大门打开，用羊角塘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让我们进屋。
黄河一脸沉重，掏出身上的钱夹，现金不多，给了五百，又和制片人开车去镇上给他买来大米、花生油以及面条、方便面。
我的另一位同事就默默地蹲在他旁边，掏纸巾，一张接一张，递给他，两包纸巾用完，他的泪淌得更多。
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每月给他四百元的生活费，他爬出鼻孔的鼻毛，也不会再有人帮他修剪。
我叫不出他家屋后那座山的名字，也叫不出门前那条河的名字，但我认得院子里那些郁郁葱葱的李树，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四月，开满了洁白的李花。那种淡淡的馨香，从这个叫羊角塘的小山村，一路弥漫开来，在蓝天与黄土之间，久久不散。
（作者系长影集团签约编剧贵州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来源：永州廉政网
编辑：yzl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