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人要用 用人要疑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古话出自何处、何时、何人，我没有考证，但我深知这句话深远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一些领导干部还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刻在心上，作为自己用人的教条。

其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古话并不符合唯物辩证原理。世界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人亦如此。此时此事的“疑人”，在彼时彼事就成了值得信任的人，而彼时彼事值得信任的人，在此时此事又可能成了“疑人”。革命时期的哪些叛徒如甫志高，和平时期的那些腐败分子如胡长清，就是明证。曾几何时他们是革命同志，后来却成了人民的敌人。既然值得信任的人有可能成为“疑人”，那么“用人不疑”自始就是极其错误的教条。

更何况“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用人问题上，只发挥了值得信任这一部分人的才能和作用，而另一部分值得怀疑或不太值得信任，但的确又有才能的人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而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千古教条所扼杀了。基此，“疑人要用”，而且要大胆地用，但必经有个前提，那就是“用人要疑”。

“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的用人观，古以有之。诸葛亮遣马谡守街亭就是一个例证，只不过诸葛亮用了“疑人”，但在“用人要疑”这方面做得不够或不够彻底，以致最后落个街亭失守，挥泪斩马谡的结局。马谡在诸葛亮的眼里不可谓不是个“疑人”，诸葛亮清楚其熟读兵书，深通谋略的才能，更清楚其刚愎自用、死抠兵书的弱点。正因如此，诸葛亮要马谡立了个守街亭的“军令状”，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责任书”。即使立了“军令状”，诸葛亮仍放心不下，又派“平生谨慎”的王平做马谡的副将，以助之监督之。事至此，诸葛亮仍“恐二人有失”，又先后派高翔、魏延屯兵柳城，以做接应，如此这般，方才心安。“诸葛一生唯谨慎”，这样看来，他对马谡疑是疑了，且一疑再疑，也采取了“立军状”这种事前监督等一系列的措施来防范有可能出现的漏洞和问题，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监督机制，没有加强事中监督，没有授予王平足够大的监督权，以致王平的正确建议得不到马谡的采讷，反而受其讥笑，无奈之下王平只得引兵五千自行安寨，以求把危险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假如诸葛亮在用了马谡这个“疑人”的同时，又建立了良好的监督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又有效的监督手段，街亭是绝不会失守的。“恶人之所以行恶，是因为他有行恶的机会”。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给任何人有“行恶的机会”的，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制度是杜绝一切“行恶机会”的良方妙药。从这个意义上讲，“疑人”马谡之所以“行恶”是诸葛亮给了他“行恶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这个伟大的天才是难辞其咎的，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如果不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闪失，中国自三国以后的历史就得重写。

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们从历史中吸取些经验教训总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疑人要用”，但必须“用人要疑”，要在有着良好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大胆使用，这是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否则今天的我们必然还会丧失无数个“街亭”。（唐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