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为员工梁山广因为讲真话被总裁任正非晋升两级的故事在网上热传。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任正非曾在公司大会上表示，要在华为营造一个可以“有信心、讲真话”的氛围。任正非说，“我们公司应该有信心讲真话，面对上级不说假话，不搞假动作，面对同志要襟怀坦白、心直口快、直言不讳、善于磋商，这样就会产生真实为客户服务、创造价值的解决方案。”（2017年9月8日《湖南日报》）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真话未必就是“忠言”，但应该是“真言”。真话最大的特点是让人听了不舒服，因此能“听真话”比能“讲真话”难。很多年前，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出版的时候，“讲真话”这个话题就一度成为广泛关注的热点。巴金老人辞世的时候，“讲真话”也热闹过一阵。彷佛到了某一个知识分子盖棺定论的时候，“讲真话”都会成为一个话题。这既是对离去之人的结论，也是对在世之人的提醒。
在现实生活中，正是由于利益的驱使，使得“讲真话”变得很难。老百姓讲真话，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爱听；下级讲真话，一些上级不爱听。“讲真话”不仅捞不到任何好处，还有可能被领导“扣帽子”“穿小鞋”。在“利益”这根“指挥棒”下，谁还会心甘情愿说出自己的真话呢？而华为从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发展考量，强调说真话的分量和价值。这就表明了不但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好处，还要保证“讲真话”的人的权利。如果一个企业能从员工的真话里获得利益，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更应推崇讲真话。目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实施好精准扶贫必须以“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为标准和抓手，我们不仅需要“讲真话升职”的佳话，更需要“有信心讲真话”的正能量。这不应该只是一个企业的专利，更不应成为一条道德高线，而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遵从的初心和坚守的做人底线，更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毛泽东曾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个"有信心说真话"的氛围，没有了信心，宁可不说，或者话到嘴边留三分，讲真话就可能会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讲真话确实需要勇气。这种勇气与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拷打、死亡威胁而不说真话的勇气和毅力是一样的。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们的顾虑，“讲真话”才能蔚然成风，让人人内心里都知道说真话的好处，并渴望说真话。
宋代司马光提倡“诚”，后世儒家知识分子以正心、诚意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两个重要环节。有人问司马光：如何做到“诚”？司马光说：“从不妄语中入”。这个观点显示出儒学与佛学融合的迹象。佛教戒律之一就是“不打诳语”。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完全讲真话有时会有难度，或许害怕，或许伤人，但是，不说假话是最起码的要求。虽然这种讲真话并不见得会让自己受什么损害，然而，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也会让真话遁形。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这样讲道——《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带头“讲真话”，以上率下，同时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受谏之难也，非徒受之难，而致人使谏之尤难也。”“讲真话”不容易，听真话也不简单；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形成听真话的良好风气，“讲真话”的良好氛围更是难以到来。只要有了“听真话”的条件，“讲真话”就会成为必然，“说真话并不难”就会成为人们的真实感受。我们的干部必须始终不忘初心，走在前面，引领整个社会风向，做好“风向标”，让“讲真话”真正不再“艰难”。(江永县潇浦镇纪委 周苏芬)
来源：永州廉政网
编辑：yzlian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