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干部就是要敢担“公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敢于担当是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不敢担当是干部“能下”的四种情形之一，可见担当对从政为官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担当的内涵是敢担“公罪”，即“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语出自范仲淹，含义是官员不能没有为国家为民族为公众谋取利益而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为，如彭德怀同志忧国忧民，给中央上“万言书”之壮举，但绝不能有为一己之私而甘上断头台的行径，像马克思讲的“资本家有了300%的利润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

纵观古今中外，不敢担当、怕担“公罪”的危害不可谓不大。有首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的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不敢担当，坏地方者有之。湖南省衡阳市委原书记童名谦怕担“公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于是有了“动摇国本”的衡阳贿选案。

不敢担当，亡国者有之。明末崇祯皇帝极怕青史留骂名，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头，还是只顾爱惜羽毛，不担“公罪”，不负责任，失去了南迁京师、调兵勤王、与闯议和等有可能延续明朝政权的一次次机会，最终自取灭亡。而他的宿敌多尔衮为了满清发展大计，敢担“公罪”，成就大业。公元1644年，吴三桂向清朝“借兵”，与清摄政王多尔衮共击李自成。按吴的要求，清军从西协和中协入关。其时，山海关在李自成的凌厉攻势下，已经岌岌可危，多尔衮意识到兵贵神速，直扑山海关才是上策。如果他请旨行事，待程序走完，山海关已落入李自成手中，此后的历史很可能改写。但多尔衮敢于担当，毅然决然弃走西协、中协，改为直扑山海关，为后来入主中原赢得战机。

敢担“公罪”的官员，永远是一个国家的柱梁。当前，还是时代形势的呼唤和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我国现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和改革的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不使用敢担“公罪”的干部，就难以啃下改革发展稳定的“硬骨头”。据《人民日报》报道，西部某县在项目资金早已到账的情况下，工程却迟迟不动。原来，现在财政资金审计严格，纪检监察机关全程跟踪，一些干部感觉四周都是摄像头，浑身不自在，怕“引火烧身”，宁愿拖着不上项目。新常态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很多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办了可能触及有关部门的条条框框，不办又解决不了矛盾和问题。此时就需要我们的干部唤起内心的为民情怀，担起“公罪”而为之。我们当干部就是要敢担“公罪”，否则，与尸位素餐又有什么区别？！

“人间正道是沧桑。”众多的历史镜鉴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为官者敢担“公罪”，则好风压倒恶风；反之，则恶风压倒好风。我们是要大力培养敢担“公罪”的干部的，这样的干部多了，占了上风，政坛就会清风劲吹，驱散雾霾，正气充盈，人人健康，政治环境就会激浊扬清，政治生态就会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好的政风官风带好民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我们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会顺利实现！反之，歪风邪气弥漫，让人呼吸困难，大家都病态、畸形地游走于官场、名利场，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其结果只能是耽搁发展、贻误事业。试想，假如“工作业绩突出的不如关系后台过硬的”成为定例，那岂不是误导干部都去“搭天线”，谁还接地气？假如“干得好不如到得早”成为规则，那岂不是让人误入混日子熬资历等提拔的歧途，谁还甘当老黄牛？假如“里子不如面子”成为导向，那岂不是误导干部群起作秀，谁还真的做事？更遑论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敢担“公罪”的干部，组织上要青睐有加，如获至宝，做到“高看一眼、厚爱两层、重用三分”。各地在探索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时，对出以公心、犯“公错”、担“公罪”的干部，必须无条件的予以宽容；对出以私心、犯“私错”、担“私罪”的干部，要坚决容他不下。如此，敢担“公罪”的干部没了后顾之忧，干事创业，大鹏展翅，方能正当其时。（潘思湘）